基于深入研究和長期實踐,王樹海認為,稅收政策過于“優惠”,實際上并不利于私募股權基金的長遠發展。PE投資具有全國性,吸引PE基金落戶并不意味著該基金對省內實體經濟的投資力度加大,所增加的僅是賬面GDP。事實上,各地競爭性質的優惠措施反而引發會計處理爭議,也不利于社會資金投入實體經濟。
在西方,政府為彌補在附加權益征稅方面的“漏洞”,已經加強了對銀行、PE和對沖基金的監管。與此同時,在華投資回報率高,政策和稅收限制少,這讓中國成為了PE公司的理想地。我們看到這樣的場景:中國對PE公司給予稅收優惠,美國對本土并購公司加強稅賦。
包括黑石、凱雷、TPG在內的外資PE公司均已經與幾個城市的相關負責人商討設立人民幣基金的事宜。PE公司在美國因為過度追求自由市場和資本化而備受質疑,因此在中國受到的熱捧讓人頗為意外。TPG*近在重慶成立了第二只人民幣基金——中國西部成長基金,其他PE公司也正在伺機進入中國。
2008年金融危機前,監管上的麻痹,給PE留下了巨大的自由活動空間。對沖基金通常都會設立離岸基金,這樣不僅可以避稅,還可以避開美國和歐洲法律的投資人數限制。從經驗上看,無論是凱雷和黑石這樣的國際巨頭,還是鼎暉和弘毅這樣的國內玩家,都會選擇諸如維京群島、百慕大群島、開曼群島、都柏林和盧森堡這樣的地方作為注冊地。在監管機構的默許下,PE在有利的環境下,操作了一個又一個的造富游戲。但是,金融危機爆發后,各種弊端都暴露出來。各國政府和大型投資者吃驚地發現,在原先監管缺失的環境下,金融世界的弄潮兒,竟然有這么多是“裸泳”的。美國和英國成為此次危機的*大受害者,因此他們呼吁監管的聲音也格外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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