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嘉慶(公元1760—1820年,清仁宗愛新覺羅·颙琰(原名永琰)年號)朝起,國勢逐漸走入下坡。康、雍、乾三朝盛世景觀已成為歷史,大清王朝的綜合國力明顯下降。經濟的衰退,在瓷器上的表現也是十分明顯。為了節省開支,朝廷已不再向景德鎮御窯廠派專司其事的督陶官,而改由地方官兼管。此時御窯廠的規模、瓷器品種和數量上大為縮減,瓷器生產只能沿襲舊制,沒有力量進行創新,許多成本高的瓷器也不再燒造。據內務府廣儲司卷燒造瓷器條所記,嘉慶四年(1799年),將每年燒造官窯款項,由一萬兩銀改為七千余兩,不久又減為五千兩。嘉慶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又奉旨“自明年為始,九江關呈進大運瓷器,著減半燒造。”于是又人五千兩減為二千五百兩。其后到了嘉慶十五年(1810年)十二月,更下令終止了御窯廠的工作。
據內務府廣儲司卷燒造瓷器條所記,嘉慶四年(1799年),將每年燒造官窯款項,由一萬兩銀改為七千余兩,不久又減為五千兩。嘉慶十一年(1806年)十一月,又奉旨“自明年為始,九江關呈進大運瓷器,著減半燒造。”于是又人五千兩減為二千五百兩。其后到了嘉慶十五年(1810年)十二月,更下令終止了御窯廠的工作。
嘉慶早期青花瓷器大多仍延續乾隆朝的風格,造型、尺寸、紋飾與乾隆青花基本一致,若不看底款有的器物很難區分,說明當時制瓷工藝還是有較高的水平。到嘉慶后期,隨著國內購買力的降低,青花瓷以日用瓷、粗瓷為主,陳設瓷逐漸減少。無論從瓷器的質量還是藝術水準來看,都遠不如乾隆時期。《陶雅》一書記載:“嘉道而降,畫工、彩料,直愈趨愈下。”但一些官窯器作為宮中生活、陳設用瓷,其制作也是非常嚴格的,其中不乏一些精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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