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壺款識,如紫砂壺造型一樣,后人總是在不斷地模仿前人。古人用款,有印章款、刻款,但極少能分辨出風格特征。也有官窯形式的款,但只有康熙、乾隆兩朝,進宮多少把壺,宮廷檔案都有明確記錄,而且只進不出,民問幾乎沒有。鑒定紫砂壺時,絕不能僅憑款識而已,一定要結合泥質、泥色、造型、制作工藝、燒成以及制壺者所處的時代環境,一起來判斷.
時大彬款識
如果將考古發現的三件大彬壺進行相互比較,不難發現揚州出土的六方壺制作工藝要差一些。紫砂壺由圓器到方器,從工藝上來說,方器難于圓器,或許六方壺也可能是時大彬的早期作品。流與紐的處理都已強調了茗壺的使用功能。縱觀時大彬的紫砂壺藝,無論是泥料、成型制作、燒成等工藝與明中期相比,都已趨向成熟,并且作品有了名款。
從現已見到的明代晚期其他壺藝與之相比較,當以時大彬制壺工藝為*佳。不少制壺者,雖與時大彬為同時代人,但制壺工藝卻相差甚遠。據史料記載,在晚明,時大彬在世時,就已出現仿時大彬作品。前不久,見一紫砂壺殘器,底部上刻有:“戌午年日時大彬制”,為無錫東林書院泮池出土,現藏無錫東林書院。據說同時出土的物品大多為明末清初。該殘器從底部來看,器型較大,做工粗糙,底為圈足,類似福建漳浦出土的鼎足圓蓋壺底,圈足且不圓,加工手法顯得呆笨,刻款“戊午年”當為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如果將此殘器與三足如意紋蓋壺工藝相比,相差甚遠。
無獨有偶,清初戲曲家孔尚任(1648~1718)收藏有三件大彬壺,其中極大的一件,體膚粗糙,底部刻款為:“戊午年日時大彬制”,只是孔說:“時字與日字連,可疑也。”看來,孔尚任收藏的此件大彬壺款與東林書院出土的殘器底款內容相同,排列可能有點區別,如果孔尚任收藏的此件大彬壺工藝也如同東林書院出土的殘器相同或相似,那么可見,晚明確實已有大量的大彬款仿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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